公元581年，一个叫杨坚的北周外戚，从八岁的小皇帝手里接过禅让诏书，建立了隋朝。他娶的是鲜卑贵族独孤氏的女儿，自己身上也带着胡人血统。但他称帝之后，宣布恢复汉姓，以汉人正统自居。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宣告：南北分裂将近三百年了，他要做一件大事。
杨坚就是隋文帝。他做皇帝的时间不算长，前后二十四年，但干成的事不少。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用人。他废掉了北周以来门阀士族垄断官职的九品中正制，开始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各地的读书人，不管你出身什么门第，只要学问好，就可以被推荐到朝廷参加考试，成绩好的授予官职。这件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此之前，一个人能不能做官，主要看出身。在此之后，虽然门第的影响依然存在，但知识本身成了一条通道。这个制度后来在唐朝被完善成科举制，在此后一千三百年里，一直是中国社会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渠道。
在中央，隋文帝确立了三省六部的制度。内史省负责起草政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尚书省下面设六个部：吏部管官员任免，户部管赋税户籍，礼部管礼仪祭祀，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工程建设。这套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后世一直沿用到清朝。你可以说它后来也有僵化和扯皮的问题，但在当时，它解决了从秦汉以来一直困扰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难题：政令究竟该怎么产生、怎么审核、怎么执行。这是一套相当成熟的制度设计了。
但隋文帝最了不起的政绩，恐怕是他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公元589年，他派儿子杨广率大军渡过长江，灭掉了南朝的陈国。陈后主和他的宠妃张丽华躲在井里被拽出来，南朝最后一个政权就此终结。中国重新统一了。
可惜，隋朝和秦朝太像了。它们都是结束长期分裂的伟大王朝，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制度，也都只传了两代就亡了。
问题出在隋炀帝杨广身上。他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恰恰相反，他太有雄才大略了，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想马上干成。他修东都洛阳，修大运河，修长城，三次出兵攻打高句丽。这几件事，单独拎出来，都有它的道理。大运河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连在一起，从此南方的粮食可以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真正融为一体了。这个工程的眼光之长远，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令人惊叹的。但问题是，这些工程都挤在几年之内同时上马，征发的民夫动辄几百万人。几百万人离开田地，家里的农活没人干，工地上的条件又极其艰苦，死的人不计其数。运河两岸，白骨随处可见。
三征高句丽更是拖垮了国力。第一次出兵，动员了一百多万人，后勤运输的队伍比作战部队还要庞大，结果大败而归。第二次、第三次也没讨到好。辽东的冬天，大雪封路，冻死饿死的士兵堆满了山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山东、河北一带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然后各地的豪强和旧贵族也趁机起兵。隋炀帝躲到江都，最后被自己身边的禁军将领勒死。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哥，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八柱国之一，关陇军事贵族的核心成员。他的母亲和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亲姐妹。这些婚姻和血缘关系，说明了一个事实：从西魏到北周到隋再到唐，关陇地区有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在持续掌权。改朝换代，换的是皇帝，统治核心没有大变。
李渊起兵的时候，他的二儿子李世民起了关键作用。当年他才十九岁，带着骑兵冲在阵前。唐朝建立后，主要的仗也都是他打的。统一天下的功劳，大半记在他名下。但李渊立的太子是长子李建成。兄弟之间积怨越来越深。公元626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亲手射死了哥哥李建成，又杀了弟弟李元吉。然后他派兵进宫，逼李渊退位。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这件事是李世民一生洗不掉的污点。杀兄逼父，无论如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他当上皇帝之后的表现，让后来的中国人选择了原谅他。唐太宗李世民，年号贞观。
他怕。他怕自己背上杀兄逼父的恶名，被后人唾骂，被史官写进史书里遗臭万年。所以他要做一个好皇帝。这种因恐惧而产生的自律，比任何空洞的道德说教都管用。
他最大的优点，是听得进难听的话。他手下有一个叫魏征的大臣，原来是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但没有杀他，还用了他。魏征一辈子都在给皇帝挑刺，说话很不客气。有一次在朝堂上，为了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李世民气得回到后宫还在骂，说这个乡巴佬，早晚我宰了他。长孙皇后听了，换上朝服向他道贺，说恭喜陛下，主明臣直，魏征敢这么说话，正是因为陛下您圣明啊。李世民气就消了。魏征死后，李世民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魏征没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贞观年间，朝廷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政令的起草、审核、执行各有人管，各有各的责任，互相制衡。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了，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各地的读书人可以自愿报名，逐级考试。虽然每年录取的人不多，但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兴奋了。以前在村子里读了一辈子书，没人推荐就只能老死田园。现在有了这条路，虽然窄，但毕竟是可以走的路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足够聪明又足够用功，就有可能考中进士，入朝为官。社会的活力，就被这样激发出来了。
经济制度也在调整。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每人一百亩，其中二十亩是永业田，可以传给后代，八十亩是口分田，人老了或者死了要还给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租是交粮食，庸是服徭役，调是交土特产，比如丝绸或麻布。这套制度的关键在于，国家手里掌握着土地，可以直接分给农民，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让他们种地、交税、服役。唐初一百多年，这套制度运转得不错，国库充盈，百姓的日子也比较安稳。但它的前提是国家手里要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分配。这个前提一旦松动，制度就会出问题。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唐朝的国力蒸蒸日上，四方的国家纷纷来朝贡。西北的各民族尊称他为“天可汗”，意思是所有游牧民族共同的君主。他派兵平定了东突厥，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把西域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和汉朝一样，唐朝也是一个往前看的王朝，不把自己局限在长城以南。长安城里，到处是来自西域、波斯、日本、朝鲜的商人和使者。
唐太宗死后，儿子李治继位，就是唐高宗。高宗身体不好，他的皇后武则天逐渐掌握了权力。高宗死后，武则天干脆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把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荡。一个女人当皇帝，儒家经典里没有这样的规矩，满朝的士大夫无法接受。她靠什么坐稳位置呢？靠一套无情的政治手段和一套聪明的人才策略。她大力发展科举，开创了殿试，亲自在洛阳殿上考问考生。她还设立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她打破了关陇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提拔了一大批出身寒门的读书人做官。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家世，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皇帝，所以对她忠心耿耿。
武则天晚年，在政变中被逼退位，李唐复国。又过了几年混乱，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刚即位的时候，唐朝已经累积了一系列问题。土地兼并开始加剧，均田制逐渐难以为继，朝中派系争斗不断。唐玄宗用了两个年号，第一个叫开元。从公元713年到741年，这二十八年，被称为开元盛世。这是唐朝的顶峰，也是整个中国帝制时代最让人怀念的一段时光。
当时的长安，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城里有东市和西市，东市卖奢侈品，西市卖日用百货，还有来自各国的商人。胡商带来了珠宝、香料、葡萄酒，带走了丝绸、瓷器和茶叶。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的人，有戴着头巾的波斯人，有剃着光头的天竺僧人，有穿着宽袍的日本遣唐使。长安城的规划也很有章法，像一个巨大的棋盘，街道笔直，坊市分明。每天早上钟声一响，坊门打开，人们开始一天的活动；晚上鼓声响起，坊门关闭，长安渐渐安静下来。
当时最有名的诗人是李白。他出生于西域碎叶城，大概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少年时随家人迁居四川。他喜欢喝酒，喜欢剑术，喜欢到处漫游。他的诗有一种让人读起来想要站起来走一走的力量。“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据说唐玄宗召他入宫，让他为杨贵妃写诗。他喝得酩酊大醉，让高力士替他脱靴子。高力士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宦官之一，但李白不在乎。这就是盛唐的气度，连诗人都有这种狂放。
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他年轻时也写过豪迈的句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他中年以后赶上了安史之乱，他写的就变成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变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个人，一个写出了盛唐的飞扬，一个写出了盛唐之后中国人的苦难和坚韧。他们被后人并称为“李杜”，成了中国诗歌无法逾越的高峰。
文化上值得说的不只是诗歌。佛教在这几百年里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禅宗六祖慧能在广州的法性寺，听两个僧人争论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他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在动。这个回答震动了当时的住持。后来慧能北上曹溪传法，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认为佛就在人的心里，只要明心见性，就可以顿悟成佛。这种简捷明快的修行方式，让佛教不再是高僧大德书房里深奥的学问，而成了普通人也能亲近的精神寄托。与此同时，净土宗也在民间广泛传播，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变化让佛教在基层社会扎下了根，到今天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唐代的书法和绘画也达到了新的高峰。颜真卿的字，端正饱满，像一座山一样沉稳。柳公权的字，骨架挺拔，有“颜筋柳骨”的说法。草圣张旭喝醉了酒，用头发蘸墨写字，那种狂放和他同时代的诗人李白如出一辙。吴道子画人物，衣带飘飘，好像有风吹过，被称为“吴带当风”。这些名字，后来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坐标。
科技方面，大约在唐朝前期，中国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在此之前，书都是手抄的，一部经书可以抄上几个月，传抄过程中还容易出错。雕版印刷把文字刻在木板上，刷上墨，铺上纸，可以印出几十上百份一模一样的书来。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金刚经》卷子，末尾刻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也就是公元868年。这份经卷印刷精美，表明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知识传播的成本因此大大降低，这是一个静悄悄的革命。
回到政治上来。开元盛世很美，但这个盛世的基础已经在悄悄裂开了。
裂痕来自几个方面。第一是均田制瓦解了。随着人口增长，国家手里能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豪强地主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失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均田制一垮，建立在它上面的租庸调制也就收不上税来了。第二是府兵制维持不下去了。府兵制的基础也是均田制——农民分到土地，平时种地，战时自带武器出征。地都没了，谁还愿意去当兵呢？朝廷只好改为募兵制，招募职业军人。这些职业军人集中在边境地区，归节度使指挥。节度使手里有兵，地方上又有财政权和行政权，时间一长，他们就成了事实上的土皇帝。
唐玄宗晚年，宠爱杨贵妃，把朝政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忠这两个宰相。李林甫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为了堵住边将入朝为相的路，建议唐玄宗重用胡人将领，说他们没有家族背景，不会结党。唐玄宗采纳了。于是安禄山、史思明这些胡人将领，在边境上掌握了越来越大的兵权。安禄山一个人兼任了三个节度使，手下的兵力占到了全国边防军的三分之一以上。
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带着十五万大军南下。天下太平了太久，内地州县根本没见过打仗的阵势，守城的兵器都锈烂了，士兵连盔甲都穿不齐。安禄山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两个月就打到了洛阳。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六月，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和少数近臣连夜逃出长安，走到马嵬驿的时候，随行的禁军哗变了。他们杀了杨国忠，然后逼着唐玄宗赐死杨贵妃。那一刻，这个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人，大概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无能为力。
此后八年，唐朝拼尽全力，靠着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靠着从西域调回来的军队，甚至靠着向回纥借兵，终于把安史之乱平定了。但代价是惨重的。人口从战前的五千多万骤降到一千多万，中原大地再次变成了白骨遍野的战场。更致命的是，为了平定叛乱，朝廷不得不承认那些安史余部和其他地方节度使割据一方的既成事实。河北的几大藩镇，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军政财权全部自主，父死子继，朝廷管不着。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又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但这一百四十多年和前半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央权威大幅削弱，藩镇割据成了常态。唐朝后期，朝廷和藩镇之间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藩镇承认朝廷的合法性，朝廷默认藩镇的实际独立。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天下又会大乱。
朝廷内部也在继续腐烂。宦官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从唐代宗以后，皇帝成了宦官手里的人质。有几个皇帝想除掉宦官，都没有成功。唐文宗想借“甘露之变”诛杀宦官头目，结果消息走漏，宦官反过来大肆屠戮朝臣，长安城里的士大夫几乎被杀空。与此同时，朝臣之间又分成不同的派系，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争吵不休，形成了持续数十年的“牛李党争”。南衙北司之争和牛李党争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央政府的力量被消耗殆尽。
经济制度方面，唐朝后期不得不做出调整。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彻底废弃之后，宰相杨炎推行了两税法。国家不再按人头收税，而是根据每家每户实际拥有的财产和土地来征税，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这个改革从道理上讲是比较公平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官吏和地方豪强勾结，财产的核算往往有利于富人，负担最终还是落在了普通百姓身上。不过，两税法的出现本身说明了一个趋势：国家承认了土地私有化的现实，不再试图控制每一寸土地，转而通过税收来管理社会。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到了唐朝末年，盐贩出身的黄巢发动了农民起义。他的军队打到广州，又掉头北上，攻克长安，在含元殿称帝。朝廷联合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和黄巢降将朱温，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时候唐朝已经名存实亡了。朱温控制了中央，公元904年杀了唐昭宗，907年逼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禅让，建立后梁。唐朝灭亡。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又一次陷入了大分裂。北方先后出现了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南方则割据着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等九个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合称“十国”。这就是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一段让人非常压抑的岁月。北方五个朝代加起来才五十三年，每个朝代平均十年多一点，政权更迭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兵变。后梁被后唐灭掉，后唐庄宗自己没几年也死于兵变。后晋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向契丹人割让了幽云十六州，认比自己小的契丹皇帝为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感到耻辱的一幕之一。幽云十六州是长城以南的一片战略要地，失去了它，中原的北大门就洞开了。此后几百年，北方骑兵随时可以南下，中原王朝在地缘上长期处于被动。这个代价太沉重了。
但五代也不全是黑暗的。最后一个朝代后周，出了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柴荣，世宗皇帝。他整顿军队，淘汰老弱，建立了一支精锐的禁军。他限制佛教，把铜佛像熔了铸钱。他南征北伐，先后击败了南唐和北汉，又北上攻打契丹，试图收复幽云失地。可惜他三十九岁就病死了，壮志未酬。他的禁军大将赵匡胤，在他死后不久就黄袍加身了。
南方的情况比北方好一些。战乱少，经济在继续发展。南唐定都金陵，一度文化繁盛。南唐后主李煜不会治国，但词写得极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句子，大概只有在亡国之后才能写出来。吴越在今天的浙江，钱氏几代人都注重兴修水利，保境安民，杭州渐渐繁荣起来。南方这些地区的发展，为后来的宋朝打下了不错的经济基础。
回看隋唐这三百多年，就像一条先扬后抑的抛物线。隋朝短暂统一，唐朝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用一百多年的时间把中国推到了帝制时代的一个高峰。贞观和开元，成了后来所有皇帝模仿却很难超越的模板。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确立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架构。诗歌、书法、绘画、佛教的中国化、雕版印刷的出现，让这三百多年的文化格外耀眼。但辉煌下面始终有隐患在积累——土地兼并、藩镇坐大、中央内斗——最后在安史之乱中全面爆发。唐朝后半段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央渐渐无力控制地方的历史。五代十国，则是这个趋势走到极端的后果。
不过，分裂久了，人心就会思归。五代末期，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实力对比逐渐明朗，统一的趋势再次出现。赵匡胤在后周禁军的基础上起家，他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将要完成柴荣没有做完的事情。一个更重视文治的新王朝，即将从这片战火燃烧过的土地上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