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应天府。
一个曾经当过和尚、做过乞丐的男人，在这一天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他叫朱元璋，濠州钟离人，家里世代务农。十七岁那年，濠州大旱，蝗灾接着瘟疫，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在半个月内相继饿死。家里穷得连一块坟地都没有，是邻居刘继祖发了善心，匀了一小块地让他安葬亲人。很多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里写起这段往事，字字都是血泪。他说自己当时“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一个人跪在坟前，不知道明天吃什么。
那一年是公元1344年。二十四年后，这个人当了皇帝。
在历代开国君主中，朱元璋的出身是最苦的。刘邦好歹是个亭长，曹操和司马炎是官宦子弟，李渊是关陇贵族，赵匡胤是将门之后。只有朱元璋，是从最底层爬上来的。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整个性格。他太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也太知道贪官污吏能把老百姓逼成什么样。所以他的治国方式，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务实和冷酷。
他要建立一个极度稳固、一切都在皇帝掌控之中的王朝。为了这个目标，他不惜用最极端的手段。
第一件事，就是把宰相废了。
明朝初年本来沿袭元朝旧制，设中书省和丞相，统辖六部。但朱元璋对丞相不放心。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年纪大了，换上了胡惟庸。胡惟庸专权跋扈，生杀大权有时不报皇帝就自己决定了。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胡惟庸处死，然后宣布，从此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一职，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令：以后谁要是敢提议恢复丞相，斩。
这意味着什么？秦汉以来一千六百年，中国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宰相角色，虽然历代名称和权力大小不同，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分工与制衡始终存在。皇帝是最高决策者，宰相是行政首脑，二者之间有配合也有牵制。朱元璋把这个中间层连根拔掉了。从此，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大大小小的政务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朱元璋是劳苦出身，精力旺盛，一天能批阅几百件奏章。但他的子孙们可就未必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常年怠政，内阁虽然有一定的协调功能，但没有法定的决策权，整个官僚机器就常常陷入僵局。君主专制在明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废相这件事，是其中最关键的标志。
但朱元璋觉得还不够。他的疑心，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重。
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开始。此后十年间，这个案子不断发酵，牵连的范围越来越广。前后被株连处死的人，据说多达三万。开国功臣李善长已经七十六岁了，退休在家，因为有人告发他曾和胡惟庸有往来，连同全家七十多口人被处死。然后是蓝玉案。蓝玉是朱元璋手下最能打仗的大将之一，在平定北元和西南的战争中立有大功。但他为人骄横，行为不检，朱元璋一直隐忍。公元1393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处死，剥皮实草，株连被杀者又有近两万人。经过这两次大狱，开国功臣几乎被一网打尽。当年和朱元璋一起从濠州打出来的老兄弟们，活到洪武末年的，寥寥无几。
朱元璋这么做，当然有他的逻辑。他的太子朱标性格仁厚，如果老臣们功高盖主，将来太子怎么压得住？他必须把所有的障碍提前替儿子拔掉。但朱标死在了他前面。于是他又把同样的担忧转移到了年幼的皇太孙朱允炆身上。等到他去世的时候，朝中已经没有几个有能力有威望的大将和重臣了。他以为自己给孙子留下了一个干干净净、绝对安全的江山。但他没有算到，真正威胁朱允炆皇位的，不是那些功臣宿将，而是他自己的儿子们。
朱元璋把他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藩王，镇守各地，尤其是北方边境的几个，手握重兵，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燕王朱棣，驻守北平。朱允炆即位后，在谋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开始削藩。几个实力较弱的藩王先后被废，朱棣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起兵了，打出的旗号是“靖难”——清除皇帝身边的小人。这场内战打了三年，最终朱棣攻入南京，宫中起火，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登基，就是明成祖。
从藩王造反到夺取天下，这种事在汉朝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但最终成功了的，朱棣是唯一一个。他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北京。这个决定影响了此后近六百年的中国政治地理格局。他五次亲征漠北，把残元势力打得远远的。他派郑和下西洋，宝船舰队远达东非海岸，向沿途各国宣示大明的国威。他修纂《永乐大典》，动员了两千多位学者，收录了从先秦到明初的七八千种典籍，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
但朱棣和他父亲一样，专制而且多疑。他恢复了洪武末年一度废除的锦衣卫，还另外设立了东厂，由宦官掌管，专门负责监视百官和百姓。厂卫制度从此成了明朝政治肌体上一块难以治愈的毒瘤。宦官的权力在明朝一代不断膨胀，到后来甚至能决定内阁首辅的去留。
从朱棣到他的孙子宣宗，明朝经历了六十多年的上升期，仁宗和宣宗时期被称为“仁宣之治”，颇有汉初文景的遗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但宣宗之后，明朝的运势开始走下坡路。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是一个转折点。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全军覆没，皇帝本人做了俘虏。虽然在于谦的力主下北京保住了，英宗也被放了回来，但明朝的锐气被打掉了。此后几代皇帝，有勤政的也有怠政的，有仁厚的也有乖戾的，但整体上，王朝的肌体在一点一点地老化。
嘉靖皇帝长年不上朝，躲在西苑修斋醮、炼丹药，把朝政交给严嵩父子。严嵩当首辅的十几年间，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边防松弛。东南沿海闹倭寇，北边蒙古俺答汗几次打到北京城下。严嵩倒台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相继主政，勉强稳住了局面。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各种赋税徭役合并折银征收，简化了税收体系，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万历初年有了短暂的中兴气象。但他死后被疯狂清算，家产抄没，子弟充军，改革半途而废。
万历皇帝亲政之后，因为和文官集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怠政。他不接见大臣，不批复奏章，不任命空缺的官员。六部的堂官缺了不补，地方的巡抚知府空着也不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在最高处居然停止了运转。而就在万历中后期，东北的女真人正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统一和崛起。公元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击败，此后辽东形势急转直下。这道伤口，明朝终其灭亡也没能愈合。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把东厂和锦衣卫的力量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自称“九千岁”，在全国遍建生祠，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清洗。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员在狱中被拷打致死，死状极惨。明朝的政治在此时已经到了腐烂透顶的程度。各地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起来比正赋还多。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陕北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吃人的惨剧又一次在史书上出现了。
公元1627年，陕北澄县爆发农民起义。起初只是小股饥民抢粮，后来越滚越大。闯王高迎祥战死之后，李自成继任闯王，打出“均田免赋”的旗号，所到之处饥民蜂拥加入。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军从居庸关一路打到北京城下。守城的太监打开了城门。崇祯皇帝在煤山一棵槐树上自缢而死。死前他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下遗言：“朕自登极十七载，逆贼直逼京师。朕虽薄德，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个遗言让后人争论了很久。他把亡国的责任推给大臣，临死还在说自己薄德，确实不像一个清醒的君主应该有的自我认识。但他最后一句“勿伤百姓一人”，又让人觉得这个亡国之君到底不是毫无心肝的人。这也许就是崇祯的悲剧所在——他不算昏君，但也不是能挽狂澜的雄主。他接手的是一个已经百病丛生的王朝，而他的性格和能力都不足以改变什么。
李自成进了北京，却没能坐稳江山。他的部队进城之后迅速腐化堕落，将领们忙着拷掠明朝官员搜刮钱财，士兵们抢劫扰民。更重要的是，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威胁——山海关外的清军。
满族的祖先是女真人。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反明。他的儿子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摄政王多尔衮掌握实权。明朝灭亡的消息传来，多尔衮立即决定率军南下。
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原本在李自成和清军之间观望。他的父亲和爱妾陈圆圆都在北京被大顺军扣押，传说陈圆圆被刘宗敏强占。吴三桂大怒，打开山海关，迎清军入关。公元1644年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在山海关一片石迎战吴三桂和清军联军，大败。李自成退回北京，匆忙登基称帝，随即撤离。他在北京前后只待了四十二天。清军进入北京，多尔衮宣布定鼎中原，迎顺治帝入关。
此后的近二十年里，南方的抵抗从未停止。明朝的宗室和大臣先后在南京、福州、肇庆等地拥立新帝，史称南明。其中史可法在扬州死守，城破被俘，不屈而死。清军在扬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十日屠杀，史称“扬州十日”。随后清军渡江，攻破南京，弘光政权覆灭。此后南明诸政权在清军的追击下节节南退，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一度北伐打到南京城下，但最终兵败，在大陆难以立足。他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继续抗清，而当时台湾被荷兰殖民者占据，收复台湾既可以驱逐外敌，又能为抗清建立可靠的基地，于是在1661年率军东渡，赶走荷兰人，把台湾变成了最后的抗清堡垒。永历帝逃到缅甸，被背信弃义的缅甸国王出卖，献给吴三桂，在昆明被处死。南明至此覆亡。
与此同时，在广大的中原和江南地区，清朝推行了严厉的剃发易服政策，要求所有汉人男子剃去前额头发、脑后留辫，改穿满式服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激起了汉族士民最激烈的反抗。江阴、嘉定等地的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以极其惨烈的代价抵抗清军。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这些地名成了此后数百年汉族士人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
明朝，从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到崇祯在煤山上吊，前后二百七十六年。它起于最底层的饥民，亡于另一群饥民之手。它建立了一套空前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又在最高权力的怠政和腐败中走向崩溃。它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却在内外夹击中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清朝入关之后，承袭了明朝的许多制度，同时把君主专制推向了又一个极致，把中国的版图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但那是下一章要讲的事了。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煤山上那棵槐树，和写在衣襟上的最后一句话。一个王朝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血腥的开端，就凝固在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