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到来的时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
乾隆皇帝在1793年对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时候，他是真心这么以为的。他的话代表了这个古老帝国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唯一的标杆，四周不过是些蛮夷小邦，偶尔来朝贡，天朝给点赏赐，皆大欢喜。这个判断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大致没有错过。但在十九世纪，它已经和现实完全对不上了。
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了工业革命。蒸汽机驱动着纺织机和火车，工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浓烟，产量以过去无法想象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商船队遍布全球，在印度、东南亚、非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他们需要市场，需要原料产地，需要把商品卖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几乎是封闭的。清朝只开放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所有贸易由官府特许的十三行垄断，外国商人不能在广州过冬，不能随意进城，不能和中国商人自由贸易。英国人对此不满已久。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是，英国人发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非买不可的。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在欧洲大受欢迎，英国的毛织品和钟表在中国却打不开销路。结果就是，英国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银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货物，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中国。这种贸易逆差让英国商人非常头疼。他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鸦片。
鸦片这种东西，一旦吸上就戒不掉。它不像茶叶，喝完了还要再买；也不像丝绸，一匹布能穿好几年。鸦片有极强的成瘾性，吸食者隔几个时辰不吸就浑身难受，涕泪横流，浑身抽搐，骨头缝里像有蚂蚁在爬。为了吸上一口，人可以卖掉田地、卖掉房子、卖掉老婆孩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会自己长大，需求会自己繁殖。你今天卖给他一箱鸦片，明天他就会跪着求你再卖两箱。而且鸦片体积小、价值高，一船鸦片抵得上几十船毛织品的利润。这不是普通的商品，这是一把不冒烟的枪，而扣动扳机的是英国人。
鸦片产自英属印度，由东印度公司控制和专卖。英国商人把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沿海，走私入境，卖给中国的中介，换回白银。鸦片的利润极其丰厚，贸易逆差很快就被扭转了，白银开始反向从中国流向海外。到了道光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多达数万箱。吸食鸦片的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从官员、士人到士兵、苦力，都有人在吞云吐雾中耗尽了身体和家财。一个本来健壮的庄稼汉，吸了几年鸦片之后变得骨瘦如柴，两眼凹陷，下地干活的力气都没有了。当兵的吸了鸦片，操练的时候连枪都端不稳。鸦片不只是让人花钱，它从根子上把人的精神和肉体一起摧毁了。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价飞涨，老百姓交税要用银两，卖粮食收的是铜钱，银贵钱贱，实际负担翻了好几倍。鸦片不仅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也正在掏空这个国家的经济。
该怎么应对？朝廷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禁，有人主张不禁，有人主张干脆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征税了事。道光皇帝犹豫了很久，最终被湖广总督林则徐的一封奏折打动了。林则徐说，如果再不严禁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可以御敌的士兵，也没有可以充饷的银两。这句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下定决心，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他在短短几个月内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措施：查封烟馆，抓捕烟贩，命令外国商人交出所有鸦片，并写下保证书，承诺今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来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试图对抗，但林则徐的态度极其强硬。最终，英国商人交出了两万多箱鸦片。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上挖了巨大的池子，倒入石灰和海水，将所有收缴的鸦片当众销毁。围观的民众欢声雷动。这个场面，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能激发民族自尊心的画面之一。
但林则徐也好，道光皇帝也好，当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而是一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军和工业实力的全球性帝国。他们更意识不到，英国政府早就想找机会敲开中国的大门，鸦片问题只是一个最好的借口。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议会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出兵中国的决议。1840年6月，由四十多艘舰船和数千名士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的结果是毫无悬念的。英军船坚炮利，清军装备落后，指挥混乱，各地守军往往一触即溃。英军攻陷定海，封锁广州，北上攻占厦门、宁波、上海，最后兵临镇江，切断了运河漕运。镇江守军在副都统海龄的率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满城军民与城共存亡。道光皇帝惊恐万分，派耆英、伊里布前往南京求和。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康华利斯”号的甲板上，中英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两千一百万银元；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由中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不能自行决定。第二年，又签订了补充条约，规定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中国犯了法，中国不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审判，要由英国领事来管；还规定英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后别的列强从中国拿到的任何特权，英国都可以“利益均沾”。
这几个条款，影响极其深远。关税自主权的丧失，让中国无法用关税来保护自己弱小的民族工业。领事裁判权，让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拥有法外特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列强从中国榨取了新的特权，其他列强就可以自动获得同等的好处，不用再费一枪一弹。这个条款极大地鼓励了此后列强们对中国贪得无厌的索取。至于割让香港岛，则是领土丧失的开始。鸦片战争一仗，中国战败求和，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从此开始了沦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苦难历程。
在这整个过程中，最苦的是老百姓。战争期间，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镇江城破之后遭到了残酷的报复。朝廷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把负担转嫁到小民头上，各地加派赋税。鸦片依然在泛滥，银价依然在上涨。广东和其他沿海地区，大量传统的手工业者因为洋货的冲击而破产。原本依靠种茶、养蚕、纺织、冶铁为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挤压下失去了生计来源。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史书记录下来，但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普遍的。所谓“国门洞开”，听起来像是一个抽象的历史术语，但对当时的底层民众来说，这个词意味着田赋又加了几成，洋货挤垮了祖传的手艺，意味着走投无路、卖儿鬻女。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道光皇帝非常痛苦。据说他在批准条约之前，一个人在殿内来回踱步了一整夜。他大概是隐约意识到了，自己成了二百多年大清基业开始坍塌的那个皇帝。但他没有办法。这个王朝的军队打不过英国人，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让人遗憾的是，打了这么惨痛的一仗，朝廷并没有真正开始反省。大多数官员和士大夫仍然沉浸在旧观念里，以为这不过是偶然一次失利，蛮夷得了便宜自然会退去，一切还可以照旧。真正痛定思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少之又少。
条约签订之后，中英之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英国人发现，虽然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但贸易额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增长。他们把这归咎于中国不够“开放”，归咎于条约执行得不够彻底。于是在条约的基础上，英国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开放更多口岸，允许外国使节进驻北京，鸦片贸易合法化，降低关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活动。清朝方面自然不肯轻易答应。双方的摩擦不断升级，英国和法国都在寻找再次用兵的机会。
导火索很快出现了。1856年，广东水师在一艘叫“亚罗号”的中国船只上抓捕海盗。这艘船此前曾在香港登记，但登记已经过期，是一艘不折不扣的中国船。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这艘船是英国船，声称中国水师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大英帝国。这完全是捏造的借口，但英国人等的就是这个借口。同年，法国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西林县被地方官处死。英法两国一拍即合，组成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一次战争的规模比第一次更大，过程也更加残酷。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俘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最终绝食而死。联军随后北上，攻陷大沽炮台，直逼天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开放更多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但朝廷不甘心，派僧格林沁在大沽口重整炮台，在1859年击退了前来换约的英法舰队。英法联军以此为借口，在1860年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报复性进攻。他们从北塘登陆，绕过大沽炮台的后方，一路势如破竹，攻入北京。
昏聩无能、毫无气节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尚未逼近京城时就已魂飞魄散，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把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为了报复清方扣押和虐待俘虏的行为，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这座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不断营建、集中了无数珍宝和建筑精华的皇家园林，变成了一片废墟。园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拿不走的就被砸烂。那些被抢走的青铜器、瓷器、书画和玉器，至今还散落在英法各国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法国作家雨果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严厉的谴责，他说，有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格兰。
火烧圆明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刺入骨髓的羞辱。它不仅是财物和建筑的损失，更是一种象征——所谓“天朝上国”最后的一点体面和尊严，在这一把火中灰飞烟灭。此后签订的《北京条约》，除了确认《天津条约》的全部条款之外，还增加了割让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允许华工出洋等条款。北方大片领土也在这次战争中丧失。沙俄趁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廷上下乱作一团之际趁火打劫，表面上以“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由，假惺惺地替清廷向英法说和，实际上是要索取“调停”的报酬。它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不费一兵一卒，仅凭讹诈和恫吓，就从中国身上剜走了比英法所得更为广袤的疆土。此时距离鸦片战争，不过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丧失了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被撕扯得千疮百孔，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被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
普通百姓承受了这一切最直接的后果。战争过处，村庄被焚毁，农田被践踏，妇女被凌辱。赔款最终化作沉重赋税，朝廷层层加派到州县，胥吏则趁火打劫勒索中饱。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却找不到足以糊口的工作，卖苦力的在码头被洋商和买办层层盘剥，做手艺的活计被机器制造的洋货冲击得七零八落。许多走投无路的人背井离乡，被拐骗到海外做苦工，在美洲的矿山和铁路上像牲畜一样劳作，死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不只是一连串条约文本，更是千百万底层民众身体和灵魂上实实在在的创伤。
但也正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被血与火唤醒了。在接连的惨败和羞辱面前，终于有一些人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再也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了。这些人虽然不多，但他们是第一批把目光投向海外的中国人。
林则徐是开风气之先的那个人。他在广东禁烟期间，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要对付这些从海上来的强敌，首先得了解他们。他组织人力搜集和翻译西方书报，编成了《四洲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概况。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非常罕见的行为。绝大多数官员对西方的了解停留在“红毛番鬼”的模糊印象上，甚至有人相信洋人的膝盖是直的、不会打弯，一旦跌倒在地就爬不起来。林则徐不信这些。他要知己知彼。他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是林则徐的好友，他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一部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魏源在书中明确提出，编这部书的目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再用这些技术来抵御洋人的侵略。这个主张今天听起来理所当然，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向蛮夷学习？多少士大夫听到这句话就觉得是奇耻大辱。但魏源坚持认为，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不学就永远打不过，学是为了最终战胜。他的眼光超出了同时代人许多年，虽然这部书在出版之后并没有立刻在朝廷引起重视，反而在日本被广泛阅读，但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方向，终究影响了后来几代中国人。
两次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在1840年以前，中国虽然内部有各种矛盾和危机，但总体上仍然保持着独立和封闭的状态。在此之后，这道封闭的墙被炮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外国资本、传教士、军舰和商品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中国的主权不再完整，经济不再独立，社会的固有结构在外力的冲击下开始解体。这个古老民族的痛苦和觉醒，都从这个缺口开始，以极其悲壮的方式铺展开来。那些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所开辟的认知道路虽然充满荆棘，但终究在坚硬的铁幕上撬开了第一道缝隙。而更多普通的中国人，则在战火、饥荒和日益沉重的压迫中，默默承受着时代巨变带来的苦难，也在苦难中蓄积着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