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革命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像革命者所期望的那样走向独立和富强。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南北形式上统一了。但革命的果实，也因此落到了一个旧官僚出身的北洋军阀手里。
先说袁世凯。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早年投身淮军，后来在朝鲜处理过外交事务，得到了李鸿章等人的赏识。甲午战后，清廷决定编练新军，袁世凯被派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他在小站练出了一支完全按照德国操典训练、装备洋枪洋炮的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骨干，后来大多成了北洋军阀的核心人物。他的权力基础，就是这支只听命于他个人的北洋军。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和列强的支持，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左右逢源。他逼清帝退位，换取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地宣誓效忠共和，但他在内心深处根本不理解也不接受这一套。他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生混迹于晚清的官场，在他的世界观里，政治就是权谋，国家就是个人的私产。他看不到共和制度有什么好处，只看到议会里吵吵闹闹、内阁频繁更迭、政党互相攻讦。他越来越觉得，民国还不如帝制顺手。
于是他开始一步步破坏共和制度。先是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宋教仁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的实际负责人，他到处演讲，鼓吹责任内阁制，主张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国民党在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如果按照法律程序，宋教仁将成为国务总理。这是袁世凯不能容忍的。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准备北上，遭到枪手刺杀，两天后不治身亡。凶手很快被捕，但幕后主使直指袁世凯的亲信。宋教仁的死震动了全国，也彻底撕掉了袁世凯拥护共和的面具。
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革命党人缺乏军事实力，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袁世凯的独裁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了。他接着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然后把国会一脚踢开，废除了临时约法，制定了赋予总统无限权力的新约法。到1915年底，他连总统的头衔也不要了，公然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年号洪宪。
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碎了。他原以为凭借北洋军的枪杆子和列强的支持，帝位总能坐稳。但他没有算到，辛亥革命已经把“皇帝”这个名号在中国人心目中彻底打翻在地了。那些在武昌城头放过枪的革命党人不会答应，各省的士绅和商人不愿再回到专制老路上去，就连他身边的北洋大将心里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共和制下他们还有机会当总统、当总理，帝制一恢复，皇位世袭，他们就永远只能是跪在下面的奴才。段祺瑞和冯国璋都称病不肯上朝，与其说是忠于共和，不如说是袁世凯称帝堵死了他们自己的上升通道。蔡锷在云南首先举起讨袁护国的大旗，护国战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蔡锷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袁世凯称帝之后，他秘密离开北京，绕道日本、越南，回到昆明，抱病率军出征。他的护国军不过几千人，却打得北洋军节节败退。各地反袁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连原来支持袁世凯的列强也改变态度，不再给他贷款——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中国来保护在华利益，而称帝带来的全国动荡恰恰威胁了他们的利益。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试图继续赖在总统位置上，但各方已经不再接受。1916年6月，袁世凯在绝望和尿毒症的折磨中死去。他的失败，不是败于某个人或某场仗，而是败于一个已经觉醒了的大时代。
袁世凯死后，他手下的北洋将领们谁都不服谁，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最混乱的时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段祺瑞又利用张勋搞了一出短暂的清室复辟闹剧，然后自己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重新掌权。孙中山在南方组织了护法军政府，依靠西南军阀进行护法运动，但西南军阀并不真心拥护革命，只是在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护法运动最终也无果而终。
此后十来年间，中国成了大大小小军阀的角斗场。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还有阎锡山、张勋、陆荣廷等等大小军阀，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后天又联起手来打别人。北京的内阁和总统像走马灯一样换，没有人能真正控制全国。每一个军阀背后几乎都有列强支持，日本的借款给了段祺瑞，英国和美国支持直系，张作霖背后也有日本人的影子。军阀们靠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军费，列强则通过军阀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军阀混战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军队数量急剧膨胀，到1920年代初已经超过两百万人。养兵要钱，钱从哪里来？军阀们在自己的地盘上随意征税，四川有些地方把田赋预征到了几十年以后。拉夫抓丁更是家常便饭，只要军队路过，年轻力壮的男人就会被抓走。溃败的散兵游勇变成了土匪，四处劫掠。水利失修，灾荒频发。河南、山东、直隶一带的农村成片地荒芜，村庄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青壮年不是被抓去当兵就是逃荒去了。人命如草芥。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感受：地里的麦子还没熟，又一批溃兵过境，踩烂了庄稼，抢走了存粮，抓走了家里的顶梁柱。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年复一年，看不到尽头。
但就在这个政治极其黑暗的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商品倾销。中国的民族工业趁机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空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纱厂和面粉厂在沿海通商口岸迅速增加，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申新纺织公司和福新面粉公司就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火柴、卷烟、水泥、造纸、制碱等行业也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的工厂。这些工厂的规模不大，技术设备也比较落后，但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随之壮大起来。
当然，这个“春天”确实很短暂。大战一结束，列强卷土重来，洋货又像潮水一样涌入，许多民族企业被冲垮，一片接一片地倒闭。更重要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的海关、金融和交通命脉，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和割据混战让国内市场四分五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族工业不可能真正发展壮大。
政治上的混乱，社会上的痛苦，让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目光从政治革命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他们开始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为什么中国还是这么乱？是我们的制度不行，还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还是老的，那么换多少政府都没有用。要救国，先要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这份刊物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几条每一条都指向旧文化和旧道德的根基。此后《新青年》聚集了一批当时最有才华也最有胆识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都成了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新文化运动有两面旗帜，一面叫民主，当时叫德先生；一面叫科学，当时叫赛先生。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主张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迷信盲从，主张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这两面旗帜对当时的青年人来说，如久旱之后的一道闪电。
新文化运动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成果是白话文运动。几千年来，中国人写文章用文言文，和日常说话完全是两套语言系统。读书人写的东西，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懂，知识和思想被少数精英垄断着。胡适和陈独秀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让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人人能懂。这个主张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论争，但最终白话文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后来中小学的语文课本改用白话文，报刊杂志改用白话文，文人学士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这个变化对中国的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无可估量。
鲁迅在这场运动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是一个简单喊口号的启蒙者，而是一个真正在精神深处对中国人进行剖析的思想家。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小说用一个“疯子”的眼光来看世界，在那个疯子的眼里，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当然是一种文学夸张，但它的冲击力是毁灭性的。它逼迫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去反思：我们引以为傲的纲常礼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在“吃人”？此后的《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一篇比一篇深刻地写出了中国社会底层人物的麻木、痛苦和精神创伤。祥林嫂反复讲述儿子被狼吃掉的悲惨故事，没有人真正同情，大家都把这当成消遣。阿Q一辈子受欺压，却总是在精神上自我胜利。鲁迅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但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刺破了旧社会表面那层薄薄的体面，让所有人在疼痛中开始正视真实的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发生在青年学生中。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转交给了日本——引爆了五四运动。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运动席卷全国。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从思想启蒙走向了直接的政治行动。爱国，这个古老而朴素的情感，在中国人心中重新燃烧起来。
在此之后，各种新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积极介绍下被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主义都在争夺着人们的信仰。但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仍然在为温饱而挣扎。城市里的工人在工厂的恶劣环境中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住在窝棚里，生了病只能等死。农村的农民还是像几百年前那样，在租税和债务的泥潭里挣扎。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少数，但正是这少数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开始讨论劳工神圣，讨论平民教育，讨论中国应该走哪条路。新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正在积攒能量。
北洋军阀统治的这十几年，政治上是最黑暗的，战乱频繁，国无宁日。但思想和社会的变化却是最深刻的。旧的价值体系在崩解，新的思潮在涌入，被压抑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开始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思考自己是谁、中国该往哪里去。那段岁月里，普通的中国人依然在贫困和战乱中默默承受一切，但希望的火种已经埋下。北伐的号角即将吹响，一场更大的变革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