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局。《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台湾被强行割占，列强紧接着掀起了瓜分狂潮，沿海港口一个个被租借，内地被划分为势力范围，铁路和矿山的主权拱手让人。这个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在这种巨大的危机感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个阶层都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救国的出路。有人想通过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有人则用最原始最激烈的方式直接对抗。这两条路前后相隔不过几年，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的失败让后来的中国人看清楚了很多事情。
先说维新变法。
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恰好是各省举人聚集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日子。这些读书人听到《马关条约》的内容，群情激愤。广东举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联合了十八省的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和约，要求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早年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后来接触了一些西学知识，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变法理论。他写了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把孔子重新解释为一个主张变革的“素王”，说儒家的真精神本来就是变通和改制。他的目的很明显：用孔子的权威来堵住保守派的嘴，证明变法并不是违背圣人之道。
公车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代呈，但康有为等人的主张传遍了京城。光绪皇帝也看到了康有为的奏折，深受触动。这时的光绪已经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年轻的光绪不甘心做亡国之君，他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危局，同时也想借变法从慈禧手中夺回真正的权力。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此后的百日之内，一道道变法诏令从紫禁城发出：废八股，设新式学堂，奖励科学发明，鼓励民间办报、上书言事，裁撤绿营，编练新式陆军。这些措施如果能够推行，无疑会给中国带来进步。
但这些诏令绝大多数根本没有被执行。各省的总督巡抚们都在观望，他们知道朝廷真正说了算的不是光绪，而是颐和园里的慈禧。而且变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废八股，断了天下读了一辈子八股文的秀才举人的出路。裁撤绿营，几十万当兵吃饷的人一下子没了饭碗。裁撤闲散衙门，那些在里面混日子的满族贵族和汉族旧官僚恨得咬牙切齿。康有为建议光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设立制度局作为变法的总枢纽，这就直接威胁到了军机处和六部官员们的权力。所有这些力量很快集结到了慈禧的周围，要求她出来“训政”。
慈禧一直在观察。她最初并没有直接反对变法，但她不能容忍光绪脱离她的控制。当变法改到自己人头上、当有人向她告密说光绪和维新派要“围园杀后”的时候，她动手了。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发动政变，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瀛台，自己重新垂帘听政。百日维新，到此戛然而止。
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往海外，但谭嗣同拒绝逃走。他的朋友、日本使馆方面都表示可以帮他脱身，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今天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国家不昌盛。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他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一起被捕，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斩。他们被称为“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前神色不变，高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一年，他三十三岁。
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很直接。维新派是一群没有实权的读书人，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同样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他们所依靠的，不是某一支军队，也不是某一地的民众，而是几份奏折和几道诏书。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在损害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能量远比几个书生大得多。等到保守势力反扑的时候，维新派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这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后来在国外流亡时反复思考，但他们在当年确实是走不通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势力极其深厚，慈禧和顽固派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绝不会容许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动摇旧体制的根基。
戊戌变法留下的正面遗产主要是思想上的。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了，后来成了北京大学。各地办新式学堂的风气开了，民间办报议论时政的风气也开了。更重要的是，皇权的神圣性被打碎了。以前老百姓总觉得皇帝高高在上，如天之不可及。现在大家看到，原来皇帝想做点事，被人一掌就打翻了。原来大清皇室也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部充满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算计。这倒是让后来的革命者认清了一个事实：清王朝已经烂透了，改良是走不通的，只能走另一条路。
另一条路，很快就以最激烈的方式出现了。
甲午战败、列强瓜分、洋货倾销、传教士深入内地，这一切的恶果最终都压在了底层民众的身上。在山东、直隶一带，农民和手工业者处境最为艰难。德国的势力侵入山东之后，修筑铁路、开矿，破坏了当地的水系和田地，传教士和教民仗着领事裁判权的庇护横行乡里，百姓有冤无处伸。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暗中流传的义和拳悄悄发展起来。义和拳最初是民间练拳习武的秘密结社，带有浓厚的乡土自卫色彩。到了列强欺压日深、官府又软弱无能的时候，他们的口号渐渐从“反清复明”变成了“扶清灭洋”。
“扶清灭洋”这四个字，含义非常复杂。它说明义和团的矛头首先指向外国侵略者，它代表了中国底层民众对列强压迫最朴素也是最强烈的反抗。但它也说明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本质缺乏认识，以为这个腐朽卖国的政权还能保护中国。
义和团的成员主要是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运河上的搬运工。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指挥，各自设坛，由大师兄二师兄带领。他们相信念咒画符可以刀枪不入，相信只要把洋人和洋人的一切东西都烧光杀光，天下就太平了。这种带强烈迷信色彩的反抗方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愚昧落后的。但在一百多年前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心里，这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办法。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科学的理论，只有一腔怒火和祖辈传下来的那点民间信仰。
1899年底到1900年初，义和团的势力从山东蔓延到直隶，一路焚毁教堂、拆毁铁路和电线杆、杀死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直隶各地的民众群起响应，妇女组织红灯照，老人们组织老人团，连孩子们都组织了幼童团。1900年春天，义和团进入北京和天津，在街巷里设坛练拳。慈禧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态度反复不定。她一开始派兵弹压，但当义和团势大之后，她又想利用义和团来宣泄对列强干涉的不满，甚至幻想借助义和团的神力来巩固她的统治。最终，她默许了义和团在京城的活动，甚至在一些场合给予了口头上的支持。这种阴险的政治算计，注定了义和团被利用的悲剧。
1900年5月，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同时从天津调集联军向北京进发。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联军从天津出发，在廊坊遭到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的阻击，被迫撤回。北京城里的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向列强宣战。
这道宣战诏书是慈禧政治投机最疯狂的一次表现。她要保的不是中国的利益，而是自己手中的权力。她害怕列强逼她归政给光绪，于是干脆铤而走险，把义和团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押上了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局。
列强的反应非常迅速。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组成了八国联军。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从天津向北京推进。清军和义和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聂士成在天津阵亡，他手下的士兵死战不退。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义和团的勇士们举着大刀长矛，迎着联军的机枪和排炮往上冲，一批倒下去，又一批冲上去。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气，令敌人也为之震慑。但刀枪不入的符咒挡不住子弹。联军最终还是打进了北京。
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陷落。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一路逃到了西安。八国联军在北京进行了骇人听闻的烧杀抢掠。北京城里的百姓被成群地枪杀，粮食被抢光，房屋被焚毁，妇女不分老幼遭到凌辱。联军特许士兵抢劫三天，实际上烧杀持续了很久。紫禁城和颐和园里残存的珍宝被再次洗劫。当官的跑了，有钱的跑了，留下来承受这一切的，是京城的普通百姓。
如果说这场战争中有哪一群人应该被后人永远记住，那就是在联军攻破北京城时，在京城街巷里自发抵抗到最后一刻的无名义和团团民。他们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纪念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个民族在最屈辱的时刻仍然有人在反抗。他们死得很壮烈，也很寂寞。他们的反抗注定失败，但他们宁死不屈的气概，让列强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力量。
1901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以海关税、盐税等做抵押。拆毁大沽到北京的所有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由各国驻兵防守，中国人不准居住。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各级官员，禁止民间成立反帝组织，永远禁止中国人反抗列强。
这个条约，是勒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一道枷锁。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是当时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每人摊上一两。这是对中国人的集体惩罚。《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彻底沦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它已经完全放弃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洋人搜刮中国的财富和镇压中国人的反抗。
几年之内，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条道路都走过了，都失败了。改良没有走通，直接的反抗也没有走通。但正是这两次失败，教给了中国人深刻的教训。改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顽固地死守自己的特权，任何触动他们的变革都不会被允许。直接的民众反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没有严密的组织，单纯的排外和原始的反抗方式打不过侵略者的枪炮。要想救国，必须同时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专制卖国统治，必须在政治上同时完成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两大任务。
这些认识，在此后的岁月里，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孙中山在海外奔走革命，建立了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一大批留日学生加入了革命队伍，回国创办报刊、组织起义。革命的种子已经在血泊中发芽，新的一代接过了救国的接力棒。他们的故事，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