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进行到第三四个年头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这场风暴把思想启蒙的火种从书斋和校园里卷了出去，卷到了街头、工厂和更广大的中国社会中去。
风暴的导火索，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巴黎。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是战胜国之一。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人们拆掉了北京东单北大街那座为纪念庚子年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立的牌坊，把它搬到中央公园，改成了“公理战胜”碑。北大的学生和教授们到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庆祝协约国的胜利。那时候很多人真心以为，这次世界大战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终于可以摆脱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列强欺压的屈辱命运了。
1919年初，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取消日本逼签的“二十一条”，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然而，和会完全被英法美日几个大国操纵。日本以曾有对德作战行动和北洋政府曾有秘密换文为由，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英法两国在一战期间曾与日本订有密约，支持日本的要求。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度表示同情中国，但最终为了日本的合作、为了自己的国联方案能够通过，也妥协了。到了四月，中国代表渐渐意识到大势已去。他们还在苦苦交涉、据理力争，但巴黎传来的消息一条比一条让人绝望。
中国人被出卖了。战胜国的名义，换来的不过是列强在谈判桌上又一次肮脏的交易。
消息传回国内，第一个炸开的是北京的学生界。5月1日，北大的一些学生得知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场痛哭。5月3日晚上，北大法科礼堂挤满了各校学生代表。一位学生当场撕下衣襟咬破手指，用血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前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下午，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手举小旗，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学生们散发了一份宣言，其中有几句话尤其令人动容：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响亮地向全世界说出这样的话。
示威队伍从天安门走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被军警拦阻不能通过。学生们的愤怒转向了亲日派官员，他们冲到赵家楼胡同，冲进了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邸。曹汝霖仓皇躲藏，正在曹宅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认出，遭到痛打。随后宅邸起火。大批军警赶来，当场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火一旦烧起来，就再也扑不灭了。
北京学生的被捕震动了全国。第二天起，北京各校实行总罢课。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响应。但到了六月，运动的面貌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6月3日和4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上街演讲的学生，两天之内逮捕上千人。高压手段没有吓倒学生，反而激怒了更广大的社会阶层。6月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接着各业工人纷纷响应。几天之内，上海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整个城市的机器停止了轰鸣，轮船停驶，电车停运。商人也加入了进来，上海大小商铺关门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三股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
工人阶级的登场，是五四运动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政客和军阀。工人和农民是被忽略的群体。但这一次，上海的码头工人、纺织工人、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整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命运，不光是大人物的事。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官员，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外交第一次没有在列强的压力下屈膝，是中国民众运动第一次迫使本国政府在外交上做出了符合民族尊严的选择。五四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外交胜利本身，它让中国人认识到，普通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可以改变国家命运的。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思想界讨论的焦点是民主和科学，是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是打倒孔家店和个性解放。五四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另一个问题上：中国到底该走哪条路？各种主义在报刊上激烈论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都有自己的倡导者。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被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真研究和传播的。
最早系统地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李大钊。他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也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1918年底，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他写道，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文章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李大钊的办公室和阅览室成了许多进步青年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场所。
正在湖南的毛泽东，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工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从此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他从北京回到湖南，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大量销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进步书刊。他已经不再是辛亥革命时期那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了，也不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那个信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了。他开始坚信，只有俄国人的路，才是中国应该走的路。
不只是李大钊和毛泽东。陈独秀在五四之后也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一批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如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都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亲身参加过学生运动，有的还被捕过、坐过牢。他们是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各种主义的比较和实践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让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马克思主义正好告诉他们，工人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只有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命运。这两点在五四之后被紧紧地焊接在了一起。
1920年春天起，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筹备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不久，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和法国的留学生中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天，十三名代表从全国各地秘密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有教师、学生、编辑，年龄最大的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只有十九岁。会开到一半被密探发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通过的纲领写明，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的领导。
三年后，也就是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屡次受挫，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都失败了，他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策略始终走不通。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几乎丧命，这件事对他打击极大。他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和新的力量。这时苏俄向他伸出了援手。1923年，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新的党纲，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
在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办。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军校的学员中，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一大批人。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之前已经逐步编练成形，工农运动也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迅速高涨。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引发了五卅运动。随后省港大罢工持续了十六个月，香港变成了死港。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彭湃等人领导下蓬勃发展，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呈燎原之势。这些运动之前，中国的大多数普通人对政治是冷漠的，他们只求活下去。现在，工人开始组织工会，农民开始组织农会，妇女开始要求平等权利。被压迫了两千多年的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地站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的先头部队不过十万人左右，面对的北洋军阀军队却有七十余万。但北伐军得到了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湖南的农民自愿给北伐军带路，粤汉铁路的工人破坏北洋军的运输线，革命军势如破竹。半年之内，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汉，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接着转向江西，消灭了孙传芳的军队，长江以南各省尽归国民政府所有。被压迫太久的中国人把北伐军看成了解放者。
革命在迅速推进，但革命阵营内部隐藏的矛盾也在迅速激化。农民运动的烈火在农村燃烧，大革命的轰烈声势让地主资产阶级心惊胆战。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开始与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暗中勾结。1927年，一场血腥的风暴，正悄悄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