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彻底跌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本息合计近十亿两，压在每个中国人头上。列强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这个曾经自诩天朝上国的古老帝国，如今连首都的安全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之后，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她宣布要变法了。
这就是清末新政。当年她把光绪的戊戌变法踩在脚下，杀了六君子，囚禁了皇帝。如今她把那一套改头换面，捡起来自己用。她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下诏预备立宪，废科举，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军。从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清廷颁布的改革措施，比戊戌年间的还要多。废科举这件事尤其值得一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年，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选官渠道，也是儒家文化维系士人阶层认同的制度基础。1905年，清廷一纸诏书将其废止。这意味着此后中国的读书人，再也不能靠背诵四书五经、写八股文来博取功名了。他们必须进新式学堂，学声光化电、地理历史、外语算学。新旧知识体系的交替，由此加速。
但清末新政的目的和戊戌变法完全不同。戊戌年间的光绪和维新派，至少有一部分理想是想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而慈禧的新政，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机：保大清。列强要求中国改革，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能稳定偿还庚子赔款、有效镇压民众反抗、保护外国在华利益的政府，而不是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的腐朽政权。慈禧便做出改革的样子给列强看。地方督抚和士绅呼吁立宪，则是因为他们看到清廷的专制统治已经无力挽救危机，希望通过立宪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让自己的利益在朝廷决策中得到保障。慈禧就用预备立宪来拖延。新政的所有措施，都围绕一个核心——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新军练出来了，指挥权紧紧攥在满族亲贵手里。商办铁路收了回来，路权卖给了外国银行。1908年光绪和慈禧前后脚去世——这件事的蹊跷至今让史家怀疑——三岁的溥仪被抱上了皇位，他的父亲载沣摄政，用的还是老一套的专制手段。
1911年，在立宪派的一再请愿下，清廷终于推出了一个“责任内阁”。但十三名阁员中，皇族宗室占了七人，其中满族亲贵九人，汉人只有四个。人们讥讽地称之为“皇族内阁”。清廷推出这个“皇族内阁”，表面上标榜效仿西方君主立宪、实现责任政府，实际上阁员绝大多数是满洲亲贵和皇族宗室，汉人不过是点缀而已。立宪派奔走请愿多年，希望的是通过立宪限制专制权力，让包括汉族士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能参与国政。而“皇族内阁”的出台，等于是告诉天下人：朝廷根本无意分权，只想借立宪之名给满洲亲贵集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立宪派士绅终于看清，这个政权骨子里仍然是只顾少数满族权贵的利益，连最温和的政治改良都不愿真心推行。至此，连最初对清廷抱有最后一丝幻想的立宪派士绅也彻底失望了。改良的路，被清廷自己堵死了。改良的路，被清廷自己堵死了。
当清廷在自上而下地做表面文章的时候，另一条路已经在民间悄然开辟。这条路是革命。
革命思想的传播，首先是从海外开始的。甲午之后，大量的中国青年留学日本，他们接触到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都在留学生中广泛流传。与此同时，国内的新式报刊也在大量介绍西方的革命史。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统一运动，这些故事让中国的读书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不只有改朝换代，还有一种东西叫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
孙中山是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他早年也是改良派，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改良的主张，没有被理睬。此后他彻底转向革命。1894年，他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所谓“驱除鞑虏”，就是要推翻满清贵族的民族压迫统治；“恢复中华”，就是要恢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主权与尊严；“创立合众政府”，则是要结束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此后他奔走于日本、美国、欧洲和东南亚，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筹措经费。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在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的纲领是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后来把这个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汉族的国家主体地位。民权主义，就是要建立共和政体，废除君主专制。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土地和贫富悬殊的问题，防止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覆辙。
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广州新军起义——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每一次都在积聚革命的声势。许多革命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秋瑾，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大通学堂任督办，联络会党，准备响应起义。事泄被捕，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死前她只写了一句话：秋风秋雨愁煞人。她牺牲时三十二岁。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黄兴率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这就是黄花岗起义。起义最终失败，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被收敛起来合葬在黄花岗。这些烈士中，有教师，有学生，有工人，有华侨，有农民。林觉民是其中的一个。他牺牲前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信，就是后来让无数中国人读到泪下的《与妻书》。他写道：我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赴死之前，平静地告诉他的妻子：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敢于去死。因为我希望天下的人都能像我们这样相爱，所以我愿意用我的死，去为天下人换取永远的幸福。
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牺牲，在1911年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把已准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转手又将路权抵押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的民众愤怒了。这些铁路的股份，很大一部分是从农民和中小商人手中募集来的。朝廷说收就收，不仅侵夺了他们的财产，更是对他们人格尊严的赤裸裸践踏。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成都罢市罢课，各地组织保路同志会，运动很快发展为武装起义。清廷急调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武汉的兵力由此空虚。
1911年10月10日晚上，驻扎在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了第一枪。起义士兵在熊秉坤等人的率领下冲出营房，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各营士兵纷纷响应，一夜之间武昌光复。第二天，起义军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叫做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的成功，像一根火柴丢进了干草堆里。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十多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清廷惊慌失措，起用袁世凯来镇压革命。袁世凯在以前因为权力斗争被载沣排挤回河南老家赋闲三年，现在又成了清廷唯一能指望的人。但他的算盘打得很精。他知道清廷撑不住了，也知道革命党还没有力量独自统一全国。他要利用南北对峙的局势，在两边之间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他一面逼清廷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一面派代表和革命党谈判。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困难非常现实。没钱，没兵，外国列强拒绝承认。军事上袁世凯的北洋军占据优势，财政上临时政府几乎破产。在各方压力下，孙中山做出妥协：只要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宣布赞成共和，他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果然照办了。他手握北洋重兵，又深谙权术，回过头来便逼迫清廷退位。他一面以革命党的声势恫吓清室，一面以优待条件为诱饵，逼隆裕太后就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发布退位诏书。这份诏书，是一个腐朽王朝最后的遮羞布。从入关以来，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带给这片土地的，是剃发易服的屠刀，是文字狱的血腥，是闭关锁国的愚昧，是割地赔款的屈辱。它从来不是一个代表中国利益的政权，而是一个骑在汉族和各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殖民机构。辛亥革命一声枪响，这个看似庞大的帝国便土崩瓦解，因为它早已从上到下烂透了——皇族内阁以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满洲亲贵把持朝政排挤汉人，官僚系统贪腐成风，军队不堪一击，百姓民不聊生。退位诏书的颁布，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主动让贤，而是这个腐朽政权在历史洪流面前走投无路、被迫交出的最后一份投降书。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履行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个以逼宫手段换来总统宝座的人，后来却亲手掐死了共和，做起了皇帝梦，最终在举国讨伐中众叛亲离而死。就这样，革命的果实落到了一个旧官僚出身的投机者手里。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历史功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满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此以后，任何想在中国做皇帝的人，都会被人民所唾弃。
辛亥革命让当时的中国人明白了一些祖祖辈辈都没想过、却从此再也不能假装不知道的道理。其一在于，皇帝不是什么天命所归，也不是什么不可动摇的神话。几千年来皇帝自称“天子”，老百姓跪了两千年，可武昌城头几夜的枪炮就把那顶皇冠打落在地。满清皇室在外寇面前奴颜婢膝、割地赔款，在百姓面前却残暴专制、敲骨吸髓——这样的皇帝，不值得跪。其二在于，国家从来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革命党人反复宣讲“天下为公”，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国民”这个词才真正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凭什么还要养一个皇帝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其三在于，谁想当皇帝，谁就是要把整个国家拽回那条暗无天日的老路上去。老路是什么？是割地赔款，是丧权辱国，是老百姓一辈子吃不饱饭、养不活孩子。所有人都看清了，想当皇帝的人无非是贪图个人权势，根本不会管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死活。
辛亥革命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旧时代的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觉醒。辛亥革命还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改革社会陋习的法令。自此之后，袁世凯称帝，举国讨伐，只坐了八十三天龙椅便在忧惧中死去；张勋复辟，辫子军进京不过十二天就狼狈收场。这些闹剧一而再地印证了一个铁铸的事实：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中国人民不会再答应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这是伟大的成功。但革命之后的现实却让很多革命者陷入了迷惘。清朝的皇冠打碎了，可是地方上的知县还是那个知县，衙门里的胥吏还是那些胥吏，地主的租子照收，农民的苦日子照过。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列强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却愿意支持袁世凯。被压迫民众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发现一切照旧。国家很快陷入了新一轮的动荡和分裂。因此，辛亥革命既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这场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在此后的岁月里被继续书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