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天子的权威一天不如一天，诸侯们开始自己说了算。春秋战国这五百多年，是一个乱世，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后来的中国人回头看去，会发现我们很多底层的文化基因，都是在那时候种下的。
先说一个故事吧。
公元前770年之后，周天子的号令慢慢只能在洛邑城里管用，出了城就没人听了。诸侯们各自为政，强的欺负弱的，大的吞并小的。春秋初期据说还有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到春秋末期只剩下十几个像样的了。齐、晋、楚、秦，先后称霸。霸主表面上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说我们是为了保卫周天子，驱除蛮夷。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的军队强，谁就是实际上的老大。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按照周礼，只有天子祭天的时候才能用八队舞女，叫“八佾”。诸侯只能用六队。可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居然也在自己家里用八佾。孔子听说了，气得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气归气，谁也管不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力量的格局变了，旧的礼法就罩不住了。
战争也越打越残酷。春秋初期打仗还有点贵族气派，两边约好时间地点，摆好阵势，擂鼓冲锋。宋襄公和楚国人打仗，部下劝他趁楚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打，他不肯，说君子不趁人之危。等楚军过河列好阵，两边一交手，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后人笑话他迂腐，但在当时，那套规矩确实是有的。到了战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场仗打下来，几万人几万人地死。秦赵长平之战，赵军投降，被坑杀了四十万人。这个数字也许有夸张，但战争的规模和无情的程度，和春秋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了。
读这段历史，很容易只看到打来打去。但就在打来打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在悄悄发生——各地的人越来越像了。
春秋时期，中原的诸侯国叫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夷”、“狄”、“戎”、“蛮”。楚国人也被叫作“南蛮”。但楚国自己不服气，说我们是祝融的后代，和你们一样。他们不断向北发展，学习中原的文字和制度，和中原诸侯联姻。到后来，谁还记得楚国是蛮夷？秦也一样，本来在西边给周天子养马，被中原诸侯看不起。但秦人学得很快，到了战国，已经是响当当的大国了。
还有赵国，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当时中原人穿宽袍大袖，打仗用战车。胡人穿短衣窄袖，骑马射箭，灵活得多。赵武灵王说，别管什么旧规矩了，实用就好，让全军都换上胡人的衣服，学骑射。一开始阻力很大，老臣们觉得穿胡服丢脸。但他坚持。结果赵军战斗力大增，在列国中一时称雄。
这个故事有意思在哪呢？那些被叫做“胡”的人，他们的衣服和战法，一样可以被吸纳进来，变成“我们”的东西。华夏和蛮夷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跨越的墙。你学我的文字，我学你的骑术，打着打着就住到一块儿，住久了就成了一家人。后来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不只是靠武力征服，更靠这几百年里各民族、各地区的人在不断地碰撞、交流、混居，慢慢有了共同的认同感。
战争需要钱。养一支大军，比养一群贵族子弟的战车贵多了。所以经济得跟上。
春秋末期到战国，有一项技术革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铁器和牛耕。
青铜太贵，而且脆，不适合做农具。铁就不一样了，比青铜硬，矿也多，能用在更多地方。当第一架铁犁被套在牛身上翻开泥土的时候，那个在田里扶犁的农夫大概不会想到，他在参与一场革命。牛比人力气大，铁比石头锋利，原先一家人只能种一小块地，现在能种一大片。荒地可以开垦，收成也增加了。
问题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牛和铁犁。有的家庭条件好，能置办这些新式农具，开垦的田地越来越多。有的家庭还是用木耒石铲，慢慢就跟不上。贫富差距拉得更大了。而且，以前种地是集体的事。周朝的井田制——把一块地分成九格，中间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农夫先集体耕种公田再种自家的——在铁犁牛耕的效率面前，越来越维持不下去。既然我可以用新工具在自家地里干出几倍的活，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给贵族种公田呢？偷懒的人越来越多，贵族们头疼不已。
有些脑子活泛的统治者想通了：不如换个办法。别搞什么公田私田了，直接把地分给农户，你们爱怎么种怎么种，到时候按收成抽税。这样一来，农民有了积极性，国家的税收反而稳定了。井田制就这么瓦解了，土地私有化了。这是经济基础的一次大翻新。旧的经济制度没了，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也得跟着变。
于是，变法开始了。
战国七雄，几乎每个都搞过变法，只是程度不同。最有名的是秦国的商鞅。
商鞅原来是卫国人，跑到秦国来碰运气。他见秦孝公，第一次讲王道，讲尧舜禹那一套，孝公听得打瞌睡。第二次讲霸道，讲强国之术，孝公来了精神，越听越往前凑，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累。
商鞅变法，核心就是把一切都用“法”来管。以前的贵族有特权，犯了事靠爵位摆平。商鞅说，不行。从今天起，法律面前都一样。太子犯了法，他不能直接罚太子，就罚太子的老师。老百姓看到连太子身边的人都逃不掉，知道这法不是说着玩的了。
他还把军功和爵位挂钩。不管你什么出身，砍一颗敌人的脑袋，升一级爵位。一个农民在战场上砍够了人头，就能翻身当贵族。旧贵族恨得牙痒痒，但拦不住。秦军因此被称为“虎狼之师”，上了战场不要命似的往前冲。在别国那套旧的世卿世禄制度下，打仗是贵族的事，输了赢了都是他们的；在秦国，打仗是所有人的事，赢了是自己的事。
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这些变法内容不一样，但方向大致相同：削弱旧贵族的特权，加强国君的权力，用更有效率的制度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变法的国家强了，不变法的国家就挨打。这是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
一个魏国老贵族，看着自己的封地被国家收了回去，府上的门客也散了，心里一定有很多不甘。他也许会骂那些变法的人坏了祖宗规矩。但没人能挡住这个趋势。旧的阶层结构在瓦解，一个人不再因为生在哪个家族就注定一生富贵或贫贱。这在当时制造了很多痛苦，也让很多有才能的人有了机会。后来的中国，一直保留了这种流动性的可能——科举制度能出现，根子也许可以追溯到这里。
最让人惊叹的，是这个时代的脑子。那么多聪明人，同时在想问题。
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人。他一生奔走列国，到处跟国君讲他的那一套。他说要仁，要礼，要正名——国君像个国君，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他觉得天下乱，就是因为名分乱了。他到处碰壁，有一次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断粮了，弟子们都饿得站不起来。他却还在弹琴唱歌，说君子穷一点不怕，怕的是穷了就没有操守了。他死后，学生们把他的言论记下来，成了《论语》。他活着的时候影响不大，但从他之后，“仁”和“礼”成了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两个字。
到了战国，思想更热闹了。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外，齐王办了一个学宫，请各派的学者来，包吃包住，只管辩论，不问政事。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这些人天天在学宫里争论：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天下该用仁政治理还是用法治？要不要爱所有的人都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
孟子到处说性善论。他说你看，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任何人看见了都会心里一紧，想拉他一把。这不是因为认识他父母，也不是为了名声，就是人心里本来就有善的根苗。把这点善心扩充开来，就可以治理天下了。他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说，大王何必说利呢，说仁义就够了。梁惠王不太高兴。当时的国君要的是富国强兵，仁义听起来太慢了。孟子不管，继续讲他的，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比孟子晚一些，他觉得人性是恶的。人天生就是饿了要吃，冷了要暖，累了要休息。如果顺着天性，就是争夺和混乱。所以需要礼仪和法律来约束。荀子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把这个思想推向了极端，成了法家。
韩非口吃，不太会说话，但文章写得极好。他说，不要指望君主有道德，应该设计一套制度，让即使是不怎么样的君主也能治理国家。靠什么呢？靠法、术、势。法令明确，赏罚分明，让臣民不敢为非，让有才能的人自动冒出来。他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文章，感叹说，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谈，死而无憾了。后来韩非真的到了秦国，却被他老同学李斯害死了。但他的法家思想成了秦国的治国指导。
还有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他说，为什么要爱所有的人？因为天下之所以乱，就是因为人人只爱自己的家人，不爱别人。如果能爱别人的父亲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还会有不孝吗？他反对战争，听说楚国要打宋国，他走了十天十夜去阻止。他还反对厚葬，反对无用的音乐。墨家的信徒过着极简朴的生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墨家后来渐渐没落了。太苦了，一般人做不来。
还有庄子。他在河边钓鱼，楚国的大王派使者来请他去做官。庄子头都不回，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个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大王把它用绸缎包着供在庙里。这个龟是愿意死了骨头被人恭敬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水里摇尾巴呢？来人说，愿意活着摇尾巴。庄子说，那你们回去吧，我也愿意在泥里摇尾巴。
他的妻子死了，朋友去吊丧，看见他岔开腿坐着敲一个瓦盆唱歌。朋友说，你也太过分了吧。庄子说，她没出生之前，本来没有生命，甚至没有形体。现在她回到了那个状态，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自然。我要是哭哭啼啼，就是不通天命了。
这些人想的都不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没有谁去禁谁的书，也没有谁把对方抓起来。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大家在大街上、在王宫里、在学宫里，争来争去。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自由的一段时光。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独尊儒术，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声音同时响亮的局面了。这段“百家争鸣”，成了后来所有中国读书人心中的黄金时代。每次思想僵化了，就有人回头去想那个时代，想那些敢于质问任何问题的人。
不过天下不能一直这么分裂下去。几百年的战争，把所有人的力气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商人出门怕遇到劫匪，农民怕当兵的来抢粮食，国君怕别国来攻打。大家都有点累了。统一的声音越来越强。
但谁来统一呢？凭什么是你秦国，而不是楚国或者齐国？这就要说到秦国的幸运和准备了。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国力一直在增长。到了嬴政手里，时机成熟了。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之后不到十年，赵、魏、燕、楚、齐相继灭亡。公元前221年，天下一统。那个做了几十年人质的、在赵国受尽白眼的少年嬴政，成了中国第一个皇帝。
但那是下一段故事了。
这段春秋战国，回头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秩序崩塌了，但创造也喷涌而出。旧的阶层松动了，新的人才从底层上来。铁犁翻开的不只是泥土，也是旧制度。百家争鸣看起来乱哄哄的，但每一个后来的中国人，在思考人与人该如何相处、社会该如何治理的时候，都要回到这个时候来寻找思想资源。分裂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活力。失去的是安稳和秩序，得到的是思想的自由和民族的交融。这笔账很难算清，但正是这五百多年的淬炼，为接下来那个大一统的帝国，准备好了所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