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我们讲了很多打仗、变法、做生意的事。但历史还有一层，可能比那些都更持久——那就是人们在想什么，信什么，写什么，造出了什么。辽宋夏金元这四百多年，中国人在思想和文化上完成了一次静悄悄但影响深远的转型。有些东西我们今天觉得天经地义，其实是从那时候才开始成为“天经地义”的。
先说思想。
宋朝的读书人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佛教和道教都有完整的宇宙论，讲世界从哪里来、人生往哪里去、万物的本质是什么。相比之下，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学，对这些大问题反而讲得不多，更多的是讲怎么治国、怎么守礼。到了宋代，读书人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儒家也得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得能回答那些终极问题。
于是有了理学。理学的代表人物很多，但最核心的有两个人，一个在北宋，一个在南宋。
北宋的是程颐。他和哥哥程颢合称“二程”，两人都在洛阳讲学。程颐很严肃，不苟言笑，学生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他提出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天理。他说，天地之间有个理，万物的存在和运行都受这个理支配。日月为什么升落，四季为什么更替，人为什么有道德，都是因为这个理。这个理不在天上，也不在佛经里，就在我们身边每一件事物里。你要想知道这个理，就要“格物”——一物一物去观察、去思考，积少成多，有一天会豁然贯通。这个思路，把儒家从一本治国平天下的操作手册，变成了一种可以解释万物的哲学。
南宋的朱熹把理学推向了顶峰。他是福建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一带教书和著述。他读书极广，注释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把这四本书合在一起，加上他的注解，编成了一部系统的儒家入门教材。朱熹的观点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一句话：理在气先。什么意思呢？世界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理是万物存在的原理和规范，是无形无象的；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是有形有质的。理决定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人天生就有道德良知。但气有清浊厚薄的不同，所以有些人禀气清明就是好人，有些人禀气浑浊就容易被私欲蒙蔽。人的修行就是要去掉私欲，恢复天理。具体怎么做呢？程颐说格物，朱熹也讲格物致知。但他更强调另一面：主敬。心里要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和专注的态度，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修习自己。
朱熹活着的时候并不如意，他的学说一度被朝廷宣布为“伪学”，他和他的弟子被打成“逆党”。但他死后不久，朝廷就给他平反了，而且把他的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从南宋后期一直到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是所有读书人必须倒背如流的东西。理学成了官方的正统思想，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读书人也在读朱熹。这种影响有好有坏。好的一面，它把一套完整的道德哲学普及到了全社会，让中国人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自觉——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农夫，都要讲天理良心。不好的一面，到了后期，理学越来越僵化，尤其是对女性的道德约束越来越严苛，“存天理，灭人欲”被一些人解释成压制一切正常欲望的教条。一种充满思辨活力的哲学变成了束缚思想的枷锁，这大概是程颐和朱熹始料未及的。
和朱熹同时代，还有另一派思想，叫心学。心学的开创者是陆九渊。他和朱熹是朋友，但观点针锋相对。朱熹说理在外物中，要一个一个去格。陆九渊说不对，理就在你的心里。你的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的心。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什么理，只要你把心里的遮蔽去掉，道理自然就明白了。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经典不是用来束缚我的，是用来印证我心里的道理的。朱陆之争是南宋思想界一场著名的论辩，历史上称为“鹅湖之会”，两人在鹅湖寺辩论了三天，谁也没说服谁。心学到了明代被王阳明发扬光大，但它的源头在陆九渊这里。
在理学成为正统的同时，普通人的精神生活其实更加多姿多彩。佛教和道教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信众基础。宋元时期的佛教，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禅宗讲究顿悟，净土宗讲究念佛往生。寺庙遍布城乡，做法事、赶庙会，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道教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教派，最有名的是金朝时期王重阳创立的道教全真派。王重阳主张三教合一，认为儒释道三家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的弟子丘处机更是名动天下，七十三岁高龄远赴西域，在雪山之巅见到成吉思汗，劝他敬天爱民、减少杀戮。成吉思汗很敬重他，称他“神仙”，免除了全真道观的赋税。后来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把全真七子写成了武林高手，虽然是小说家言，但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确实影响很大，很多在战乱中失去家园的人，就是靠着道观的庇护活下来的。
说完思想，来说文学。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和唐诗并列的高峰。词这种文体，最初是从民间来的，是配合音乐的歌词，在酒席宴会之间由歌妓演唱。所以早期的词，内容多半是男女相思、离愁别恨，风格婉约柔软。北宋前期的词人，比如柳永，就是婉约派的代表。柳永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科举不顺，索性自嘲“奉旨填词”，一头扎进汴京的歌楼酒馆里给歌女们写歌词。他的词写的是市井生活、男女恋情，当时的士大夫觉得他俗，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他的词流行程度比今天的流行歌曲还要广。
苏轼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词的格局。他不认为词只能写那些缠绵婉约的东西。他用词来写怀古、写山水、写人生感慨，把词从歌女的演唱材料变成了文人表达自我的文学体裁。他有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贬官黄州时在长江边上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站在江边，想到几百年前在这里发生过的赤壁大战，周瑜当年三十四岁，雄姿英发，而自己已经年近半百，一事无成。这种感慨，用诗来写是一种味道，用词来写是另一种味道。苏轼把词的境界打开了。从此以后，词可以婉约，也可以豪放；可以写爱情，也可以写历史和人生。
南宋的词人在苏轼的基础上走得更加深远。李清照是苏轼之后、南宋初期成就最高的词人。她前期的词写少女情怀和婚后生活，活泼又深情。靖康之变后，她和丈夫一起南渡，一路上金石收藏散失殆尽，丈夫也病死在途中。她独自一人在江南流亡，词风陡转，写尽了乱世中一个孤身女子的凄苦。辛弃疾是另一种类型。他是山东人，年轻时在北方参加过抗金义军，带着几十个人冲进金营擒拿叛徒，策马南归。他一生都想北伐，但南宋朝廷不用他。他把满腔壮志和壮志未酬的悲愤都写进了词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是他晚年闲居时写的。醒来什么也没有，只有白发。
词在南宋达到了巅峰，但到了元代，另一种文体开始兴起了：散曲和杂剧。
元曲的兴起，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元朝前期科举考试中断了几十年，大批读书人失去了上升通道，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流落到了民间，和艺人混在一起，靠写剧本为生。以往的正统文学观念里，杂剧是不入流的，是供人娱乐的东西。但当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认真对待它的时候，杂剧的文学水准就被抬上去了。关汉卿是元曲最杰出的代表。他写的《窦娥冤》，讲一个年轻寡妇被诬陷处斩，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鲜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这出戏写到了极致的不公和极致的反抗，到今天还在舞台上演出。王实甫的《西厢记》改编自唐代的传奇故事，讲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曲词优美之极，“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些句子读出来，就是一幅画。
散曲比杂剧更自由，字数长短随意，可以用口语俗词，非常适合直抒胸臆。马致远有一首小令《天净沙·秋思》，总共只有二十八个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没有一个动词，全都是名词的排列，但每一个读到的人，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幅苍凉的画面。通俗文学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地位，此后明清的小说戏曲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市民文化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
再来看科技。
宋元时期，中国有几项发明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其实这些东西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每一项都在前代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到了宋元才趋于成熟并开始大规模应用。
第一项是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在唐代就有了，但雕版有雕版的问题。刻一部书要把所有的字一个一个刻在木板上，一套版只能印一种书，印完了版就没用了。北宋时一个叫毕昇的工匠想了个办法：用胶泥做成一个个独立的小方块，每个方块上刻一个字，用火烧硬。排字的时候按稿件把这些字块排好，印完了拆散，下次还可以再用。这就是活字印刷。这个原理很简单，但非常超前。毕昇的胶泥活字后来虽然没有普及——因为汉字数量太大，拣字排版很费工——但他的思路是对的。活字印刷后来传到朝鲜、日本、欧洲，德国人古腾堡在十五世纪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时候，很可能受到了中国技术的影响。元朝的王祯更进一步，发明了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大大提高了排字效率。他在《农书》里详细记录了这套技术。
第二项是指南针。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磁石能吸铁，也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但把磁针装在船上航海用，是宋代才普遍起来的。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了四种制作指南针的方法，还特别提到磁针指向的不是正南，而是稍微偏东一点——他发现了磁偏角，这比欧洲人早了四百年。南宋的远洋海船上普遍配备了指南针，阴天和夜晚看不到星星的时候，全靠指南针辨别方向。这项技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到了欧洲。没有指南针，就没有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时候，船上的罗盘就是从中国辗转传过去的技术的后代。
第三项是火药。火药的基本配方——硫磺、硝石、木炭——最早是炼丹术士在炼丹炉里偶然发现的。到了宋代，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的兵工厂里有专门制造火药的作坊，配方很成熟了。当时的武器有火箭、火炮、火蒺藜，虽然威力和后来的枪炮不能比，但已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了。南宋时期出现了突火枪，用竹筒做枪管，里面装火药和石子，点燃之后喷出去伤人。这是枪炮的雏形。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技术通过蒙古人的西征和阿拉伯商人的中转传到了欧洲。欧洲人在此基础上改进了火器，到近代又用改进后的枪炮打回了东方。这是后话，但技术的源头在中国。
这三项发明，加上造纸术，后来被英国学者培根称为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大发明。培根说这些话的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知道了以后，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但考古证据和文献记录摆在那里，逐渐就没人再争了。一个文明能够连续不断地产生改变世界的技术，说明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极其旺盛的。
除了这几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宋元时期的科技成就在很多领域都很突出。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里面记载了天文、历法、地质、物理、数学、医学等各方面的内容。他记录了毕昇的活字印刷，记录了指南针的制作方法，还根据太行山岩层里发现的蚌壳化石推断这一带在远古时期是海边。这种用化石来推断地质变化的思路，比西方的达·芬奇早了四百年。郭守敬是元朝最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水利学家，他编制了《授时历》，算出一年为365.2425天，这个数字和今天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完全一致，但比格里高利历早了三百年。他还主持修建了大都的通惠河水利工程，解决了漕运的最后一段难题。李诫的《营造法式》详细记录了宋代建筑的设计规范和施工技术，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学著作。
医学方面，宋代出现了针灸铜人，是太医局制作的铜铸人体模型，上面标有经脉和穴位，用来给学医的学生练习和考试。考试的时候把铜人外面涂蜡，里面灌水，学生按穴位下针，扎对了水就流出来。这种教学工具的设计非常精巧。法医学方面，宋慈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他在书里详细记录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怎么判断是溺死还是死后入水，怎么分辨自缢和被勒杀。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整个东亚和中东的法医实践中被广泛使用。
最后，来说说艺术。
宋元的艺术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文人趣味成了主流。唐朝的艺术，不管是壁画还是雕塑，大多是为宗教和宫廷服务的，色彩浓烈，气势雄壮。宋代的文人更喜欢素雅、内敛、有书卷气的东西。这个转变在绘画上表现得最清楚。
北宋中期以后，山水画达到了一个高峰。山水画的理想不再是画得像真的一样，而是画出山水的“气韵”。北宋的范宽、李成、郭熙，画的是北方雄浑的大山，层层叠叠，很有气势。到了南宋，马远和夏圭画风一变，不再画全景山水，而是只取一角、半边，留出大片空白。画面变得空灵了，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这种“以少胜多”的手法，和南宋的政治处境有没有关系？半壁江山，残山剩水——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不能不让人联想。
文人画也在兴起。文人画家不是职业画师，他们是士大夫，画画是业余爱好。他们不太注重画得像不像，更注重用笔墨表达自己的性情和品格。苏东坡画竹子，红色的竹子。别人说竹子哪有红色的，他反问，难道有黑色的竹子吗？在他看来，画画不是科学制图，神情到了就行。这种“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观念，对后来中国的绘画影响极大。到了元代，汉族士人在异族统治下，很多人不愿意出来做官，就隐居在山林里画画写字。赵孟頫是宋太祖的后代，元朝被召去做官，心理压力很大。他提倡“复古”，回到晋唐的笔墨传统。他画马画得极好，也写一手好字。他的妻子管道昇也是出色的画家和书法家，这在历史上很少见。黄公望是元四家之首，他在富春江边隐居，用数年时间画了一幅《富春山居图》，山峰起伏，江水迂回，笔触自由舒展，被誉为山水画的巅峰之作。这幅画的命运也很传奇，明末被火烧成了两段，分别收藏在浙江和台北的博物馆里。
书法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宋代的书法不像唐代那样法度森严，更强调个人的意趣。苏轼说自己写字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就是说我不按照前人的规矩来，我自己随手写。他的《黄州寒食帖》是行书，写他被贬黄州时的心情，笔迹随着情绪的变化而有起伏，被后人评为“天下第三行书”。元代赵孟頫的楷书和行书都极漂亮，他的字圆润流美，成为明清两代读书人临摹的标准字帖。
说到多民族融合，艺术的印记尤其明显。元朝的都城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来自不同民族的工匠、画师、乐师在这里工作，把各自的传统融入了艺术创作。元青花瓷就是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杰作。青花的颜料——钴料，是从波斯进口的，这种蓝色深沉鲜艳，和中国本土传统的审美很不相同。但蒙古贵族喜欢，波斯和中东的市场也喜欢。景德镇的工匠们就用波斯的钴料，在中国白瓷上画出带有伊斯兰风格的花纹，同时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松竹梅和人物故事图案。这种融合了两种文明审美的瓷器，一面世就征服了所有人。今天元青花存世极少，每一件都是世界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的顶级珍品。
音乐和舞蹈方面，多民族融合的痕迹也很深。蒙古人把草原上的音乐带到了中原，胡琴、琵琶等乐器进一步普及。宫廷里有来自各民族的乐师，演奏着汉、蒙、回、藏各族的乐曲。民间的杂剧演出中，有各种歌舞穿插其中，形式和风格都很丰富。永乐宫壁画虽然是元代的道教壁画，但画中的人物服饰和神态也受到了当时多元文化的影响，线条流畅，色彩富丽。
回看这四百年的思想文化，有一种感觉：这是中国人内心世界和文化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主要由佛教和道教来提供慰藉，儒家提供的是政治和伦理规范。到了宋元，理学把儒家变成了一种可以安顿身心的完整哲学，此后八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带着程朱的烙印。与此同时，文学和艺术不再是贵族和宫廷的专利，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让通俗文化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宋词、元曲这些足以和唐诗并列的文学形式，有了勾栏瓦舍里不识字也能欣赏的说书和杂剧。科技方面，四大发明的成熟和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说明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这段时期依然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多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鲜的刺激和新的可能，元青花这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
当然，有些变化也在往令人遗憾的方向走。理学后来被僵化为礼教，妇女的地位在逐步下降，缠足的风气从上层蔓延到了民间。文化变得精致内敛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汉唐那种开放和雄健。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它不只有一面。它的光与影，共同构成了后来我们称之为“中国传统”的那个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