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签下了《北京条约》，赔了大笔银子，割了九龙，开放了更多的口岸。懦弱的咸丰皇帝躲在承德避暑山庄，死活不肯回北京，不久就死在了那里。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继位的同治皇帝只有六岁，朝政暂时由他的生母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共同主持。对外，列强的要求没完没了；对内，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这场风暴，就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的领袖叫洪秀全，广东花县人。他原本是个读书人，和当时千千万万的农村读书人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但他考了很多次，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屡试不第的挫折让他身心俱疲，大病了一场。病中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位老人赐给他一把宝剑，要他斩妖除魔。后来他接触到一本基督教的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恍然大悟，认为自己梦中的老人就是上帝，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被派到人间来拯救世人。
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和同乡冯云山一起到广西的穷乡僻壤传教。广西这个地方，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又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土客械斗频繁，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大量的贫苦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被排挤的客家人，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洪秀全宣扬的信条很简单：天下人都是上帝的子女，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律平等。拜上帝教的人之间互相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朴素的平均主义理想，对于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几年之间，拜上帝教的信众发展到数万人，核心骨干有烧炭工杨秀清、贫农萧朝贵、地主出身的韦昌辉和读书人石达开。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军蓄发不剃头，不梳辫子，以示与清朝决裂，所以被清廷和地主阶级称作“长毛”。清军围剿，被打得大败。太平军冲出广西，一路北上，攻入湖南、湖北，克武昌，然后沿长江东下，水陆并进，势如破竹。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为天京，定都在此。从金田起兵到拿下南京，不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为什么太平军能打得这么顺？首先是因为清朝的八旗军和绿营军经过两百年的腐化，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碰到不怕死的对手一触即溃。其次，太平军所到之处，杀贪官、烧田契、分浮财，赢得了底层民众的热烈支持。东南各省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甚至大量的女性和儿童，像潮水一样加入太平军。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一切土地和财富归公，由太平天国统一分配，男女平等，废除缠足和奴婢制度。
这些都是非常进步的主张，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公平社会的向往。如果这些主张能够实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但问题在于，《天朝田亩制度》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它描绘的美好蓝图在现实中几乎无法操作。废除了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社会经济怎么运转？一切归公，各级官吏怎么监督？这个制度在太平天国内部并没有真正全面推行过，太平天国实际的统治依靠的是另一套体制——圣库制度和军事化管理。民间的一切剩余物资都要上缴圣库，百姓的日常生活由各级官员统一配给。这种高度集中、高度军事化的体制在战争初期有效地保障了后勤补给和军队供应，但时间一长就暴露出了问题。老百姓发现，田契烧了，地也分了，可粮食还是不够吃，因为收上来的大部分都供应了军队和天京的庞大官僚机构。更严重的是，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迅速腐化堕落。
洪秀全躲在天王府的深宫大院里，沉迷于宗教幻想，几乎不再过问政务。他把自己想象成上帝的次子，每天写一些天花乱坠的宗教诗文，宣称上帝会保佑太平天国战无不胜。诸王们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王府，选美女、蓄妾室，生活奢靡程度和清朝的王爷们没有什么两样。领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越来越激烈。1856年，一场血腥的内讧爆发了。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表面答应，暗中密诏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诛杀杨秀清。韦昌辉对杨秀清积怨已久，回京之后大开杀戒，将杨秀清及其部属家属两万余人全部屠杀。石达开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竟将他留在天京的全家老小全部处死。韦昌辉的暴行激起了公愤，洪秀全又下令将其诛杀。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早期的核心领导层几乎全灭，只剩下洪秀全一人独揽大权，石达开带走了二十万精锐部队脱离天京，从此在西南一带独自流动作战。太平天国内部人心离散，前线将士看到领袖们为了权力如此自相残杀，士气一落千丈。清军趁机反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从湖南、安徽两个方向步步紧逼，围困天京的包围圈越缩越紧。在朝廷这边，慈禧太后也意识到，单靠八旗和绿营已经对付不了太平军了，必须重用汉族地主武装。她破格提拔曾国藩，授予他节制数省军务的大权，这在清朝立国以来是极为罕见的。到了1864年，天京的粮食已经彻底断绝，守城的太平军将士饿得连刀都举不起来。7月，湘军炸开城墙攻入天京。城破之后，湘军对城中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大火连烧数日不熄。洪秀全在城破前一个月已经病死，他的儿子幼天王在突围中被俘，不久被杀。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词，最终仍被曾国藩处死。太平天国，这场被压迫农民用锄头和梭镖掀起、沉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统治的正义抗争，最终还是因为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和领导层的腐化内斗，悲壮地亡了。
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十四年，战火烧遍了半个中国，死难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有学者估计在两千万以上。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内战。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动摇了它的根基，也展现了被压迫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反抗能量。但这场运动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证明了单纯的农民起义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即使能够一时席卷半个天下，最终还是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农民阶级的小生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眼光和胸襟都受到局限，在取得一定胜利之后很容易走向腐化、争权夺利乃至自相残杀。他们所追求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也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太平天国虽然亡了，但清朝的统治也已经伤筋动骨。经过这场战争，清朝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清楚地意识到，再不变革，这艘破船真的要沉了。他们开始了一场以“自强”为旗号的改革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是恭亲王奕訢，在地方上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人既是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也是最早接触和认识到西方军事技术威力的一批人。他们不认为需要改变中国的根本制度，他们想做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学洋人的枪炮、轮船、机器，用这些东西来保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用张之洞后来总结的话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纲常伦理、君主专制是根本，不能变；西方的技术工艺是手段，可以拿来用。这是一种在不触动满洲贵族统治根基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技术改良的思路。
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持续到九十年代，前后三十多年，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汉阳铁厂等一批军工企业。同时也办了一些民用企业，比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试图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方式发展民用工业。新式海陆军也建立起来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洋水师，由李鸿章一手经营。北洋水师拥有大小舰船数十艘，包括从德国订购的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和火力在当时亚洲首屈一指。洋务派还开办了同文馆等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但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带着深刻的局限。它的核心是官办和垄断，企业由官员管理，资金来自政府拨款和摊派，产品首先供应军队和政府需要，不计成本和利润。官办企业很快出现了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管理人员裙带关系盘根错节，真正懂技术懂经营的人才得不到重用。同时，由于财政负担已经非常沉重，朝廷对于耗资巨大的洋务事业越来越难以支持，很多项目推进缓慢，后劲不足。这场改革始终停留在技术层面，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农村凋敝、民生困苦的社会状况。它只是想给旧王朝的躯体装上洋枪洋炮，让它重新变得强大起来，好继续维持统治。这样的改革，碰到真正的考验，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考验来得很快。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战争的起因是朝鲜问题。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国力迅速增强，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急剧膨胀，其第一步就是染指朝鲜。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兵入朝。日本也抓住机会派兵登陆，双方在朝鲜形成对峙。同年7月，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运兵船，击沉了“高升”号，船上八百多名官兵壮烈殉国。战争正式爆发。
朝野上下对这场战争起初是很有信心的。北洋水师纸面上的实力排在亚洲前列，日本的舰队吨位还不如我们。但战争一开始，局面就急转直下。9月，黄海大海战，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展开了蒸汽铁甲舰时代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战斗极其惨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炮弹打光之后，下令全速撞向日本旗舰吉野号，不幸被鱼雷击沉，全舰官兵二百余人壮烈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军舰中弹起火后仍然坚持战斗，直至全舰沉没。他们的英勇值得后人永远铭记。但整个海战的结局是悲壮的：北洋水师损失了多艘主力舰，虽然主力尚存，却被李鸿章下令退守威海卫，消极避战。日本联合舰队完全掌握了制海权。
海战失利，陆战更是溃不成军。日军从朝鲜跨过鸭绿江，攻入中国东北，清军一败再败，连丢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和旅顺。旅顺陷落后，日军在城中进行了持续数天的疯狂大屠杀，全城居民被残酷杀害，只有留下掩埋尸体的几十个苦力活了下来。这是中国人民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1895年初，日军水陆夹攻威海卫，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拒绝投降，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清政府被迫求和。1895年4月，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签署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台湾人民听到割台的消息，奔走相告，哭声震天。他们自发组织义军，拥立唐景崧为总统，成立台湾民主国，奋起抵抗日军登陆。从台北到台南，义军在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人的率领下，拿着土枪大刀和拥有近代化装备的日军殊死搏斗，在每一座山丘每一条河流都留下了勇士的鲜血。这场保卫战坚持了数月之久，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台湾从此被日本侵占了整整半个世纪。
甲午战争的惨败，比鸦片战争的冲击强烈十倍。败给英国和法国，还可以自我安慰说他们是远道而来的西洋强国，败给日本这个昔日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东洋“蕞尔小邦”，再也找不出任何借口了。列强们从甲午战争中看到了清政府的虚弱到了极点，于是纷纷扑上来撕咬这块肥肉。甲午战争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占了辽东半岛。俄国认为这威胁到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便联合德国和法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本是列强之间的利益争夺，但俄国事后却以“有功于中国”自居，逼迫清政府签订密约，从而获得了在东北修筑铁路和租借旅顺、大连的特权，使整个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和九龙新界，把长江流域视为禁脔。法国强租广州湾，把云南和两广划为势力范围。日本除了割占台湾，又把福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短短几年之间，中国的沿海和内地被列强划分得七零八落。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心头。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几万万勤劳勇敢的人民，竟成了列强砧板上待分的鱼肉。
一个在天津塘沽卖鱼的普通老者，他的儿子可能死于甲午海战，他的渔获被停泊在港口的外国军舰搅散，他的草棚在列强军队的演习中被践踏。没有人问过他的名字，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痛苦。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普通人，默默地承受着国家主权沦丧最直接的后果。而他们的苦难也在积蓄着愤怒和改变的力量。甲午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了维新变法，孙中山在海外成立了革命组织，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们开始意识到，光靠洋务运动那种修修补补的技术改良救不了中国，必须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进行变革。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邓世昌血染黄海，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和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中国人：落后就会挨打。但路到底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全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痛苦地思考。下一章将要讲述的，就是他们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下，用血和命试出来的那一条条救国之路。